2020年将是我国医疗改革历史上最关键的一年。从更长的时间线上来分析,有三个理由决定2020年的重要性:
其一,2020年是新医改十年的终结之年,也是下一个十年的起始年。2009年新医改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十年后的2030年,将是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之年。
其二,2019年《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围绕疾病预防、健康促进两大核心,将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2020年是15个专项行动实施首年。这将是2020年的最大的话题。
其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面前,我们要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
三者互相影响,胶着前进,最终将构成医药行业在2020年的政策变化图景。那么医药企业需要关注的是,在政策图景下面,如何窥见产业升级方向和企业变革策略?
01 “三医”将进一步联动
2019年被公认为是三医联动的起始之年。2018年的大部制改革从顶层设计上理顺了“三医”部门的职责,以“超级医保局”为抓手领衔医改,通过战略购买撬动医药行业结构优化。带量采购扩围全国,引领招采制度改革;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开启;以DRGs扩大试点范围从而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医药改革则已经步入正轨,深化药审改革+强化监管的框架已经清晰;医疗方面的变化集中在基层市场购买力提升以及药品使用监测方面。政策明确建设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疗共同体,此外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目录》和加强公立医院考核管理都是在加强药品使用监测。
从细节层面来看,当前的每一项主要医改政策,都有着医药、医保和医疗的协同互动,从而获得有效的改革成效。2019年,卫健委体改司发布《关于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就是这方面最有效的体现,这份文件并不简单地提到药品的带量采购问题,而是在带量采购的同时,制定了和医药医疗医保相关的15项政策,从而进一步推进改革进程获得改革成效。
在由E药经理人特别推出的“2020中国医药产业新年展望会·疫情线上公益版”的在线直播中,E药经理人研究院首席专家黄东临表示:“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制度集中出现在2019年,可见2020年新一轮、更重要的内容也将逐步展开。”
2020年初,全国医疗保障会议和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陆续召开,从会议中可以梳理清晰的逻辑线条,2020年“三医联动”政策体系将进一步发展,影响产业升级和企业的战略性决策
“三医联动”政策框架已定,各环节不可或缺且都有侧重。医药,解决“供给侧改革”问题,保证药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新的《药品管理法》修订之后将在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鼓励创新和注册机制完善、质量保障机制和风险管控、严格执法力度方面做更多文章。
医保,解决“可负担性”问题,保障就医需求,减轻医药费用负担。2020年1月10日,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6点任务,其中有三项内容与医药行业密不可分:即医保目录动态机制调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药品招采制度改革。招采制度包括药品集中采购常态化、高耗流通使用改革往前进一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进一步推进。
医疗,解决“可及性”问题,以健康为中心,增进健康福祉。医疗问题与药品使用终端的产业方向密不可分。2020年1月6日,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部署了全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8项重点工作任务。比如改革完善疾病体系、规范医联体建设和管理、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还有中医药发展、重大疾病防治、特殊人群卫生保健等等。
同时黄东临强调:“我们不能把三医联动看成简单的通过带量采购去降药价,而是在药品价格下降的同时能让更多病人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和保障。在带量采购这项工作中,医药医保医疗需要各司其职,制药企业也需要重新思考其业务经营模式和企业战略。” 比如拜耳在第二次带量采购中将拜糖平大幅度降价,事实上也为它迎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使其有机会进入基层市场,市场规模从几百万人扩大到几千万人,迎来第二次发展机遇。
02 疫情期与“后疫情期”下的药企
2020年春节爆发的新冠疫情已经显示出强于2003年SARS疫情的影响力。而疫情也必将会对政策面产生短期和长期的影响。
从医疗的角度,大量医疗资源被抽调用于抗疫前线,影响日常诊疗行为,常见病门诊和普通门诊都处于停诊状态,再加上交通困难,造成诊疗量下降,必将影响药企的销量。
从医保的角度,医疗保障需要将新冠治疗纳入医保,进一步加大了医保基金的资金压力,对医药企业来说,医保资金吃紧,反过来会对相关的医保政策造成何种影响,是企业需要提前考虑的问题。
对于医药企业本身,除了部分与疫情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或者流通企业迎来机遇,大部分制药企业经营受到很大影响。比如与疫情关联度低的产品复工受到挑战,原材料等供应链困境带来经营问题,医疗行为跟多是通过人际交流所进行,包括临床试验、医生拜访等行为都会受阻。
对此,制药企业需要在疫情期和疫情过后的“后疫情期”做好全面规划。
疫情期重点是“保障运营,管理风险”,确保业务的连贯性和可发展。实施应急方案,强化风险考虑,首先确保企业供应链、上下游状态、员工状况等基本面稳定,同时要探索因疫情带来的新变化,建立长处方、线上拜访、疫情相关品牌宣传等应对模式。
后疫情期,企业要加速变革,加强业务创新。通过本次疫情重新审视自身业务布局中的潜在问题。疫情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必将加速建设,医疗卫生投入将提升,互联网+、电商、AI等新技术将更加普及应用,企业可以从中寻找新的增长点。
至于业界普遍存疑问的“疫情会不会影响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进进度”,黄东临认为:“疫情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恰恰是对过去医改进程和成果的一次检验。得益于过去我们国家在医疗建设和医疗保障中的努力,所以对这次新冠感染的病人,我们也能提出‘尽收尽治’的目标和口号,并且以举国的努力正在加以完成。从这一点上来说,新冠本身并不会影响当前医疗建设、医保政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而且这次抗疫战役中所产生的经验也会进一步融合体现到医疗和医保政策之中,进而完善制度和优化各项政策的执行进程。所以各项政策在进度上能受到的影响一定是很小的。医疗改革的大方向不太可能发生变化。”
长远来看,疫情后如何将企业行为融入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框架中,将是2020年新年代的长远考量。
03 健康中国战略:制药企业未来十年的最大增长点
2019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等系列文件,足见“健康中国”战略将成为我国未来十年主要的战略指导思想。
健康中国行动提出主要疾病防控计划包括: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癌症防治行动、糖尿病防治行动、慢病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
“这些防控计划如何落实到位?会不会只停留在文件上?显然不会。”黄东临认为,这些疾病防控计划解决的是中国医药健康最本质的问题。比如我国16.1%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抑郁症患者多达5000多万人;我国心血管病现患人数2.9亿人,得到治疗的患者不足一半;癌症每年新发病例380.4万例,我国癌症5年生存率40.5%,但仍然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国糖尿病人数超过1.1亿人,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我国哮喘患病人数达4500多万,COPD患者有上亿人;我国约有1亿以上乙肝病毒携带者,正在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有200多万人。而2003年和2020年两次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也凸显我国在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方面的不足。
“把现有的患者治疗好,没有治疗的患者发掘出来,让他们看得起、看的好病,这要求制药企业要重新审视接下来需要做的主要工作。”黄东临认为。
同样,疫情过后,新的“健康中国”理念将促进医药行业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运营的变革。“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行动将成为制药企业未来十年最大的增长点,企业的思考也应该集中在“大健康”的角度。
具体而言,企业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黄东临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运营角度来进行分析。
外部环境而言,此次疫情其实也是对新医改十年成就的一次强有力检验,经过十多年的医改历程,中国在新冠疫情的表现已经可圈可点。黄东临认为,我国医保基金结余也实现了收支平衡,且有一定的结余。
未来医疗卫生体制的优化仍是大方向。具体体现在哪里?以预防为主导的共公共卫生体系将进一步优化;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基层的疾病防御体系的弱点进一步凸显,新一轮强基层和强县域建设势在必行。此外医疗卫生体制优化还包括疾病管理理念将提升、医疗机构硬件软件改进。
三医联动的方向,也将是“大健康”的理念主导,并不简单的解决医疗治病的问题,还包括全民医疗、全周期的疾病管理等更多前沿的大健康理念。这也需要制药企业去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与健康中国的建设之中,而不是把业务简单看成定位于三甲医院市场完成多少销售指标的生意之上。
企业应该从“健康中国”策略出发重新思考布局自身产品和产品组合。医保支付和招采制度的变化,尤其是药品集中采购为产品打开了更大的市场,企业要对自身产品的市场定位和渗透率重新考量,相应的,从“治病”向“治未病”转变,制药企业在转换产品组合的同时也要探索新的营销模式。
作者:E药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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